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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区:贵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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乘车安全须知

一、乘客必须严格遵守有关法律、法规和相关管理规定,服从工作人员、司机、乘务员的安排,维护乘车秩序,保持清洁卫生,爱护公共设施,文明礼貌乘车。
二、乘车时乘客应看管好随行的未成年儿童,慎防走失、摔伤、撞伤等人身安全意外事件的发生。否则,引发后果责任自负。七岁以下儿童乘车要有成人旅客携带。
三、乘客应严格看管好各自携带的行李物品,不要占用车道、人行道、候车座位堆放行李物品,若因乘客疏忽造成行李物品的遗失、损坏、其责任自负。
四、无人照料的醉酒、精神失常、无自理能力或患有急性传染病的人员不准购票乘车。
五、乘车时要坐稳扶好,头、手及身体不得伸出窗外,不准翻越车窗,车未停稳不准上、下车,不准随意开启车门。行车中不要与驾驶员谈话及妨碍驾驶员操作。


  为解决困境,海闻想出了赚钱的路子:在汇丰商学院举办收费高昂的MBA和EMBA项目。“一到周末,汇丰商学院门口就停满了各种牌子的豪车,还经常堵车,都是深圳本地的老板来上课。”吴惠琼说。海闻此举收效显着。在这些项目的支持下,汇丰商学院不仅能够自给自足,还能够补贴北大深研院的其他院系。
  “我们在夹缝中努力地生存。”海闻在接受《中国新闻周刊》采访时说。在卸任北大深研院院长之后,他留任汇丰商学院院长一职。卸任时他发表了一场演讲,指出北大深研院仍存在的四大问题,其中经费问题位列第一。他说,尽管自己通过亲自抓培训和各种渠道筹资,才保证了这些年预算基本平衡,但显然这种状况并不可持续。“因为深研院规模较小,人均的固定成本就高。其次,由于远离北京主校区,要想吸引与本部相同水平的学生与老师,就要提供更好的待遇,付出更高的成本。”
  在创建初期,深圳市的拨款尚可以覆盖深研院的运行费用,且还有一定优势。全军民记得,那时候,招聘一名老师的年薪是30万元人民币,这在21世纪初的人才市场上还是很有竞争力的,但十几年过去了,教师的工资基本没涨。一名“青年千人”在深研院只能拿到三四十万年薪,如果去了南科大,启动年薪能高达六七十万,还能分到租金很低的房子。最近几年,深研院就有好几位教师被南科大、深大挖走。
  如果说北大、清华两校深研院是深圳市的“女婿”的话,那么,深圳大学与南方科技大学就是深圳市的“亲儿子”,获得了当地财政的鼎力支持。2017年,既非“985”也非“211”序列的深圳大学的预算总收入高达45亿元,即使与教育部直属的75所大学相比,它也能排到第29名;实际办学还不到5年时间的南科大,总预算也有近23亿元。相比之下,体量跟南科大差不多的北大深研院,2017年的预算收入只有4.5亿元,可谓天壤之别。
  由于有了充足的财力支撑,定位为研究型大学的南科大,成了北大深研院在当地有力的竞争对手。全军民说,在他所在的化学领域,在2014年之前,他们院发表的高水平数,占深圳发表总量的三分之二,远远领先于第二名。但南科大成立后,就迅速占据了第二名的位置,并且与他们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。“最近,南科大又在计划购买5000万元一台的冷冻电镜,而我们做个冷冻电镜实验还得去清华排队。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,南科大迟早会超过我们,因为他们的条件实在比我们好太多了。”
  为了解决自身发展遇到的困境,2006年,深圳大学委会邀请马陆亭来作调研。马陆亭发现,对于如何办学,深圳市和大学两方面存在一定的认识错位:深圳方面总希望大学城能更多地为当地服务,而学校则认为地方不懂教育,而且对于涉及到影响自身品牌的问题非常敏感。
 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,深圳市有人问:既然三家名校的研究生院开在了家门口,那么我们读你们的研究生是不是更容易?能不能过了国家线就录取?
  对此,马陆亭说,深圳市应当有这个胸襟:既然想建世界一流大学,就要按高等教育的规律来办事。而对于大学来说,在坚守学术水准的同时,也应当注意结合所在区域的特点。“你在深圳办学,跟在北京办学毕竟是不一样的。斯坦福大学就推动了硅谷的建设,深圳大学城也应当照这样的目标来办学。”
  吴惠琼则解释说,大学城在发展初期没有惊艳的成绩,这个过程也有客观必然性。三校的老师刚从本部“移植”过来,还需要时间适应环境、重新寻找课题,从头开始研究,这需要一个过程。
  “深圳人就是对速度太在意了!因为深圳其他领域都发展得太快了,日新月异,其实高等教育也发展得很快,但一和其他领域比较起来,就显得好像慢了。然而,办大学不像盖房子或者抓升学率,能立竿见影马上见效。”吴惠琼感叹说。
  起初,北大深研院下设的专业都是本部院系的延伸,比如,光华管理学院的金融学硕士、法学院的法学硕士以及一些理工科专业,在本部统一招生后,划拨一部分排名靠后的学生录取到深研院来。
  海闻来深圳后不久,在校园里遇到一个曾在本部上过他的课的学生,他就问,“你怎么跑这儿来了?”学生笑笑说,“分不够呗!”学生无奈的表情触动了他,他觉得,这样做是对学生的不负责任。同时,他又感到,深研院的硬件设施不错,比他刚回国创办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时的条件已经好了很多,而深圳这个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方,应该拥有一所一流的商学院。
  对于如何办深研院,海闻有一个大胆的想法。在美国加州大学多个分校都学习和工作过的他认为,北大深研院应该走类似于加州大学的模式,即深研院的院系不能是本部院系下面的二级学院,必须是的院系。否则,“同一品牌、同一水准”的办学口号就永远实现不了。北大的各院系在深圳办分院,别说要超越本部学院,实际上连本部的水平都不可能达到。
  2005年,海闻以北大副校长的身份出任北大深研院常务副院长;2008年,升任深研院院长。他先创立了一个于北大光华和经济学院的商学院,自己同时兼任商学院院长。为办好商学院,他从国外聘请名师前来授课,并与香港大学金融系合作,目标是培养有经济学理底的金融人才。
  2008年,商学院的第一届毕业生平均起薪18.5万,在国内一打响。同年,英国汇丰银行捐赠1.5亿元人民币,支持商学院办学,北大深圳商学院被冠名为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。
  起初,学院只能“捡漏”式招生,即在过了北大分数线但没考上光华和经院的学生里调剂。到了2009年以后,商学院就不再接受调剂,录取分数线已经超过了北大本部的一些院系。“我们现在已经跻身全国最好的商学院之列。”海闻颇为自豪地说。
  随即,海闻又创办了国际法学院,聘请美国康奈尔大学原校长担任法学院院长,并重整理工科院系。在海闻给北大深研院定下的16字办学方针里,“交叉学科”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。
  比如,全军民所在的化学生物学与生物技术学院,综合了化学基因组学、生物学、转化医学等多个学科,以研发新药为导向;汇丰商学院融合了经济和金融两个学科;而城市规划与设计学院则实现了文理交叉。这些都是在北大本部已经固化的教学体系下难以实现的。
  海闻解释这样做的原因时说,“短期内,我们要和本部差异化竞争,尽量扬长避短,集中力量,发展一些新领域。但从长远来看,分院和本部的相同专业可以并驾齐驱,例如,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与洛杉矶分校都有经济系,都很牛,这没有什么不可能的。”
  与此同时,本部原先在深圳的大部分院系也陆续撤回。到如今,北大深研院共拥有8个院系,全日制研究生规模达到3000人。
  不过,学校的定位与机制没有明确,依然是制约北大深研院发展的根本因素。对于北大来说,深研院究竟算哪一级机构?一方面,深研院是法人,院长是北大副校长,因此它该是一个副校级的校区。但另一方面,深研院的学科发展、招生名额、学位审核等都要通过本部院系和各个部门,又像是一个二级院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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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深圳对拥有一流大学的渴望由来已久。在这个诞生了腾讯、华为等高科技企业、致力于将自己打造成中国硅谷的城市,却一直缺少一所像斯坦福那样的大学。
  早在1983年,深圳就创办了以清华、北大和为“母本”的深圳大学。在深圳大学诞生二十余年后,深圳又于2007年筹建了号称“高等教育试验田”的南方科技大学。
  从到中国一线城市,深圳发展高等教育的冲动,是伴随城市的发展升级而出现的。深圳大学理委员会主任吴惠琼曾经长期在深圳市教育局工作。她说,成立于1980年的深圳特区,在诞生之初,城市的主要居民是操着全国各地口音、文化程度不高的打工者。因此,当时最迫切的是在职教育。彼时,特区的主要产业都是“三来一补”型加工贸易,急需英语与会计类人才,因而这两个专业的教育最为火爆。
  当时,刚成立没几年的深圳大学全日制学生的规模才不过几千人,但其下属的教育学院却有数万名学生。“那时候,深圳可以说是全民上夜校,这成了当地的一大风景。一到晚上,在公共汽车上都能看到人们在捧着书看。”
  到了上世纪90年代,经济在全国全面铺开,特区当年享受的很多优惠政策已经变成普惠政策。在经济上,深圳面临着被苏州超越的可能,城市的吸引力也在下降。吴惠琼们发现,原先,有很多北京、上海名牌大学的毕业生都愿意来深圳工作,但到了1990年代末期,京沪来深的大学毕业生数量明显下降。深圳的发展如何突破瓶颈?深圳人陷入了迷茫。
  那时候,一篇题为《深圳,你被谁抛弃?》的万字网文,将深圳人的焦虑心态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在2000年左右,深圳找到了一条突围之路,就是科技转型,这就意味着要大力发展高等教育。
  吴惠琼解释说,如果自己从零开始办大学,根据国家规定,不能直接,而只能从专科院校起步。算起来,即使一切顺利的话,最快也要28年才能办一所拥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一本院校。“28年太长了。当时深圳自己都没有28岁。”吴惠琼说,于是,深圳就产生了一个想法,可不可以请国内其他地方的高校来深圳办学?此时,正好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来访,双方一拍即合,并于2000年10月签署了合作创建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的协议书。
  之所以从研究生院起步,深圳有自己的小算盘:本科生的重点在教学,而研究生阶段更多偏重于科研。深圳当时最急需的是高端人才与原创性的科研成果,这些通过办研究生院就可以获得。而且,当时通过调研发现,难度较大。在全国范围内,本科教育的异地办学,大部分都是失败的。
  清华与深圳合作的消息传出后,国内很多高校都闻风而动,希望来深办学。但深圳经过考虑,认为应当引进国内最好的大学。就这样,继清华之后,北京大学、哈尔滨工业大学也紧接着与深圳签约合作办学。
  与国内很多大学城的建设都是靠大学负债经营不同,容纳了上述三所大学研究生院的深圳大学城,是深圳市政府的“交钥匙工程”,即由深圳出钱、出力负责建设,学校只需“拎包入住”。2003年,位于深圳市南山区的西丽大学城建成投入使用。
  在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高等教育研究室主任马陆亭看来,中国经济最发达、最的城市,与全国最好的大学合作办学,是一项创举。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等国内一流大学研究生院进驻深圳,本身就是一个不可估量的金字招牌,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,也是不可复制的。这种结果,也使得深圳大学城明显有别于国内其他城市纷纷兴建的大学城。
  2014年,在中部地区某985高校读书的赵峰(化名)在报考北京大学法律系硕士研究生时,考分比分数线低了几分,被调剂至北大深圳研究生院的国际法学院。他这才第一次得知北大在深圳还有个分部。经了解,国际法学院同时教授中美两国法律,毕业时同时授予美国法学博士(J.D。)和中国法学硕士双学位,这听起来颇有吸引力,他便服从了分配。
  来到深圳,赵峰发现自己的决定非常正确。在这里,有一年的时间学习美国法律,老师用全英文授课,这让赵峰的英语能力得到很大提高。渐渐地,他还发现,这里的学术氛围非常,教授与学生常常在课堂上针锋相对地讨论问题,课业压力也比普通的法学硕士项目要重很多。几年下来,他感到收获颇丰。
  赵峰是幸运的。如果他晚来两年,由于报名者众,竞争激烈,学院只招收第一志愿的学生而不再接收调剂生。而如果他早来几年,不仅国际法学院还没有成立,而且他还会遭遇很多想象不到的不如意。
  2004年,当海闻刚来到北大深研院时,了解到的情况令他感到震惊:当时,深研院的教学由北大本部的老师来承担,由于要优先保证本部的授课,深圳这边只能提前一周安排下一周的课程。有时为了节省成本,老师飞过来待上几个星期,就把一个学期的课全都上完。本部的大牌教授几乎不过来,来了也只是作个讲座,来上课的都是年轻教师。
  由于教学不能保证,学生怨言很大。此外,三所高校刚开始在深圳办学,学校规模小,有的学生即使被录取到深圳校区也不愿意过来,即使来了也想尽快回本部,因而大学城里没有人气,更谈不上什么校园活动与文化了。
  海闻刚来深研院那两年,正是深圳大学城发展的低谷期。尽管深圳市并未缩减对大学城的经费支持,但是整个社会都对大学城非常不利。海闻在参加深圳南山区“”的时候,就有本地代表委员当着他的面说,“大学城就是一个鬼城”“外来的和尚也不一定能念好经”。海闻回忆说,“当时,深圳方面就觉得,是你们不好好干,没有把学校办好。”
  即使庆幸自己的选择,赵峰也有吐槽,“如果要说这里有什么缺点,那就是学费太贵了!”和国内普通法硕3年6万元人民币的学费相比,国际法学院的学费竟高达4年24万。对此,海闻坦承,由于是国际项目,国际法学院收这样高的学费也是迫不得已。而学费高的原因,是北大深研院长期办学经费紧张。
  根据协议,深圳市政府实行所谓“差额拨款”,承担45.5%的生均经费,剩下部分由学校承担。但实际上,由于种种原因,北大从来就没有出过钱。不仅北大如此,大学城里的另两家研究生院也是如此遭遇。
  为解决困境,海闻想出了赚钱的路子:在汇丰商学院举办收费高昂的MBA和EMBA项目。“一到周末,汇丰商学院门口就停满了各种牌子的豪车,还经常堵车,都是深圳本地的老板来上课。”吴惠琼说。海闻此举收效显着。在这些项目的支持下,汇丰商学院不仅能够自给自足,还能够补贴北大深研院的其他院系。
  “我们在夹缝中努力地生存。”海闻在接受《中国新闻周刊》采访时说。在卸任北大深研院院长之后,他留任汇丰商学院院长一职。卸任时他发表了一场演讲,指出北大深研院仍存在的四大问题,其中经费问题位列第一。他说,尽管自己通过亲自抓培训和各种渠道筹资,才保证了这些年预算基本平衡,但显然这种状况并不可持续。“因为深研院规模较小,人均的固定成本就高。其次,由于远离北京主校区,要想吸引与本部相同水平的学生与老师,就要提供更好的待遇,付出更高的成本。”

2018-1-14 2:35:1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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